没有钱动画在抗战的硝烟中，有一支特殊的战斗队伍，由一些具有文艺才能、富有爱国热情而又勇敢无畏的孩子们组成，他们的武器是一幕幕精彩的表演，更像是一支抗日文艺宣传队。成员里年纪稍大些的十几岁，稍小点的才七八岁，因此也被称为“孩子剧团”或“儿童剧团”。

　　1937 年8 月13 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首先轰炸了闸北、沪东一带。这一带炮火连天，许多学校被炸毁，大批学生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只好逃入租界，有些师生同群众一起逃到沪西英租界。有些穷学生无亲友可投，就住到英租界一所设在恩派亚电影院的难民收容所里。

　　他们失去了父母亲人和师长，但他们不消极，也顾不上悲伤，在收容所里井井有条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为难民宣传抗战形势，鼓励大家不要害怕敌人，不做亡国奴，要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一些中小学生主动团结收容所里的其他难童，唱救亡歌曲，自习文化，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党组织派吴新稼在沪东临青学校教书。

　　临青学校是由中国领导的，师生的政治觉悟都较高，校内校外的抗日救亡工作都开展得较好。而这些孩子大多是原上海临青学校歌咏队的，国难教育社党组织得知此事后，便指示年仅19岁的员吴新稼去把孩子们组织起来，以便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同年9月3日，在恩派亚大戏院30多人。

　　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宣言、团歌和公约，选出许立明、傅承谟、张宗元、罗真理、张莺等为干事。吴新稼被孩子们推选为干事长。孩子剧团隶属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茁壮成长。在孩子剧团建团初期，在上海街头里弄演出了许多精彩的剧目，比如吴雪导演的《放下你的鞭子》《仁丹胡子》等儿童剧，激起了群众的抗战热情。

　　后来剧团转战郑州，在陇海公园大礼堂首次公演了吴新稼编导的独幕儿童话剧《帮助咱们的游击队》。随着小团员们的演技日臻娴熟，观众们的反应越来越好，剧团又陆续演出了吴新稼新编儿童剧《孩子血》《这怎么办》《孩子们站起来》，剧团还自主创作了儿童哑剧《不愿做奴隶的孩子们》，甚至创作了成人话剧《打鬼子去》《复仇》《最后一计》。还有李伯钊编、洗星海作曲的新歌剧《农村曲》，都获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在1941年春，剧团演出了石凌鹤编导的六幕儿童话剧《乐园进行曲》，因为揭露的黑暗腐败遭到阻挠，并被迫删去了剧中“刺激人”的情节。“皖南事变”后，1942年12月剧团演出了石凌鹤、张莺等根据张天翼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五幕童话剧《秃秃大王》，当局又借口此剧影射蒋介石而下令禁演，后来经过不断交涉和修改，将剧名改为《猴儿大王》才得以演出。

　　孩子剧团在它的诞生地上海只活动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剧团成员克服了服装、道具和演技方面的种种困难。当时环境非常艰苦，大部分孩子文化水平不高，表演能力不足，又未曾受过专门的艺术训练，要排一出像样的剧目实非易事。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小团员们克服了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困难，虚心去请教戏剧界的前辈，邀请他们来进行指导。

　　剧中会用到的道具，就发动大伙儿从群众家里借用，实在借不到的大家就自己动手制作，倒也其乐融融。比如某出戏里的角色需要两撇胡子，找不到羊毛或毛发来做假胡子，索性就用毛笔蘸墨汁画上两道黑线，效果也还不错。

　　没有油彩，就用微湿的红纸往脸上抹，总之，剧团在非常有限的物质条件下排演了许多高水准的剧目。孩子刷团的舞台是无限宽广的，工厂、学校、里弄、菜市场甚至大街小巷的空地，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小团员们的演出常常将观众带入戏中情境，有一次，孩子们在八仙桥附近演出《捉汉奸》，生动逼真的表演使得围观的观众群情激奋，当演员高喊“他是汉奸”时，周围的观众愤怒地围上来猛打那位扮演“汉奸”的团员，急得旁边一个小演员连忙跳着高喊：

　　1937年11月中旬，上海沦陷，日军大肆搜捕当地抗日志士，地下党员大都准备撤到延安或南方游击区去。王洞若要吴新稼也撤退，因此孩子剧团只好解散了。但是孩子们不愿解散，愿意继续在一起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但他们留在上海，将会遭受日寇、汉奸的迫害，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党组织决定将剧团转移到汉口。王洞若亲自选定19人，加上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介绍来的3人，共22人一同撤退。

　　儿童抗战其中大多数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8岁，年龄最大的是干事长吴新稼，19岁。这就是孩子剧团出发时的阵容。路费是地下党筹集来的，共300多元，选定路线是坐英国轮船到南通，再取道镇江、南京去武汉。从11月18日开始，孩子们分五批，化装成难民或者扮成别人家的孩子，乘英国轮船离开上海到南通。在南通集合后，正设法西上时，南通的群众和驻在那里的东北军一再要求孩子剧团为他们演出，盛情难却。

　　当时估计军队凭着长江南岸著名“江阴要塞”总能坚守个把月，于是刷团成员住下来，在南通和天生港演出四五天，受到热烈欢迎。想不到就在这几天里，长江南岸的军队土崩瓦解，日本侵略军已经进抵江阴，从南通到南京的长江轮船已经停止航行。

　　受交通方式所限制，剧团只得由南通取道泰州到达扬州，想不到抵扬州后，日寇已经在进攻南京，只得再次改变计划向北绕行。剧团刚坐上木船，就被的散兵赶上岸来。他们声称要封江，把木船扣押了，剧团只好步行北上。

　　当时正值寒风刺骨、冰天雪地的严冬，敌机还在不断盘旋，一路上充满危险、艰辛无比。路途中，他们根据所经之地的特点和需求举行公演，积极宣传抗日，受到了当地部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只是这些孩子虽然出身穷苦，可是一直生长在南方大城市，没有长途步行过，更没有经受过北方冬天的严寒，再加上路上还有散兵骚扰、盗贼出没，依靠徒步前进究竟能否安全到达武汉谁也不敢保证。可是孩子们都很坦然，毫不畏惧。他们一个个穿戴好，淡定地抬着捆扎好的道具，长途跋涉加之风餐露宿，却无一人叫苦。

　　这一路跋山涉水，好不容易走到了位于陇海铁路线上的运河车站。一位好心的铁路站长让他们坐进一辆装行李的火车。这样，他们就乘着火车经过徐州，到达郑州。在郑州，经过休整、治病，剧团决定公演三天，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38年1月初，当剧团乘坐的火车驶进汉口大智门车站时，他们看见陆维特同志正在站台上迎接。剧团全体人员经过一个多月，奔走几千里，总算又见到党的领导了。陆维特把剧团带到汉口洪益巷培心小学里住下。孩子剧团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武汉，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有许多学校、机关和文化团体纷纷为孩子们召开座谈会和欢迎会。

　　但是最使孩子们难忘的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欢迎会由吴志坚、张海清、彭桂生等主持，这几位都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小战士。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邓颗超、叶挺和郭沫若等也都参加了。欢迎会在一间大房子里进行，孩子们被长征小战士从办事处门口引到会场，一个个安排好。

　　一眼望去，墙上贴了各种各样的欢迎标语，长桌和板凳整齐的摆放在中间，还摆了许多的糖果、点心、瓜子和茶杯，令小团员们兴奋不已。小战士们非常热情，又是给孩子们倒茶，又是请他们吃糖果，嘘寒问暖。欢迎会上孩子剧团的孩子们演唱了几首歌，小战士们表演了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跳过的水手舞等精彩节目，大家暂时忘了战争的残酷，开心得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孩子们唱的《团歌》中有一句“看我们一群小光棍，看我们一群小主人，我们生长在苦难里，我们生长在炮火下…孩子们站起来，站起来，在抗战的大时代，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流浪儿》中又唱道：“我们都是没家归的流浪儿，流落街头没饭吃！没饭吃！日本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家，爸爸妈妈都被杀！都被杀！”如泣如诉的歌声深深撼动了大家的心。

　　接着，他也赞扬了孩子剧团的小成员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并鼓励孩子们要一手打倒帝国主义，一手创造新中国！孩子们备受鼓舞，信心倍增。欢迎会结束后，大家到楼顶平台上照了几张相片。

　　当时，不少文化名人也热忱关心孩子剧团，如洗星海曾来教大家学唱《游击军》《在太行山上》，茅盾则为孩子们写过一篇《记“孩子剧团”》，其中谈到：“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省区。他们原来在上海时，只有22位，但是从失陷后的上海偷走南通，又历尽千辛万苦，迂回陇海、平汉两线而到了汉口，非但原班一个不缺，反倒增加了3位…我去参观的那一天，他们正在排练他们自编的话剧《咱们帮助游击队》。这是一个集体的创作。这虽然是一个短短的独幕剧，但故事是又天线月，孩子剧团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正式编入了当时国共合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并很快扩展到40余人。由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蔡馥生任政治指导员，郑君里任艺术指导员。1939年1月，剧团迁往重庆，分两队到四川各地农村集镇进行抗日宣传，并派出工作队帮助中小学校及儿童保育院排练戏剧歌咏和组织演出。分队演出归来，便集中学习文化、政治及艺术等课程。

　　同年9月，吴新稼调育才学校工作，由员林犁田（许翰如）继任团长。在郭沫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孩子剧团到衡阳、长沙、桂林和四川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先后演出过《孩子血》《这怎么办》《孩子们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孩子们》《为了大家》《打鬼子去》《复仇》《乐园进行曲》和《猴儿大王》等。在国共合作时期，他们在军委会政治部的领导下，用童言童语去演绎抗战，唤起民众，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民族救亡的大旗。

　　后来，随着情况发生变化，进步人士陆续离开第三厅，孩子剧团的活动也受到很大限制。1942年9月，当局以改组为名，撤换了孩子剧团负责人，使宣传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孩子们纷纷离团，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到南方参加游击队，有的投考戏剧或音乐学校…

　　在抗战烽火中，孩子剧团不仅以精彩表演激励前线将士的斗志和广大民众的救国热情，而且还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文艺人才。孩子剧团自成立至1942年9月被迫结束，五年中足迹遍及八个省、市和几十个农村集镇，以戏剧歌咏为武器，动员和鼓舞了广大少年儿童及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热情，为宣传抗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